【辞赋与时代认知之散说】张友茂(下府岸人)
编辑日期:( 2013-05-20 14:18:17 ) 点击:15308次 来源:天下心
“辞”本指楚辞。“赋”为介于诗歌和散文之间之文体,或辞赋并称。又曰楚辞乃诗,赋乃文。诗长于抒情且能入韵入乐,赋乃诵之始意。赋长于铺陈描述事物。赋与诗之不同处在于,赋多以率露,多以铺陈手法体物而写描。诗多含蓄,多用比兴手法抒情而写意。在我国古代丰富之辞赋文化遗产中,赋是一种最有民族特色的文学体裁。探究赋的基本特征是什么,表述可有二:(《汉书•艺文志》)曰“不歌而诵谓之赋”。(刘勰《文心雕龙•诠赋》)曰“赋者,铺也,铺采手离文,体物写志也。”赋,源起虽旧说纷纭。谓原于诗之不歌而诵;谓出于诗之六义之一:谓之原本《诗》、《骚》,出入战国诸子;谓之本于纵横家言。赋体之“不歌而诵”,铺陈写物的特点近接于散文,且具诗歌尤楚辞的某些特色,尤辞采华丽、手法夸张。早期骚体赋很难与楚辞相区别。辞赋一直是汉代文人创作的主流。汉代早期之辞赋大都模仿楚辞,有的多势从于先秦散文与诸子散文。早期赋从内容到形式大都模仿楚辞,语句之参差,变化之富有,所以赋也被称作辞赋,然两者文体则具有不同性。
中华辞赋文学源远流长,皆时代可造成辞赋之一种或雄浑或壮丽或悲壮或抑郁、或高昂或低沉或婉约的气势。《诗经》和《楚辞》是我国文学史上巍然屹立的两座高峰,代表着先秦诗歌辞赋的最高成就,乃为后世文学以深远的影响。汉赋以夸张铺陈为特征,已经演变为一种介于诗文之间特殊文体。这种辞赋,成为汉代文人的正宗和主流。东汉时代大赋的崛起具有强烈的时代性,及其后期抒情小赋的盛兴,其在内容上都有着时代性上的文学时空转换,如司马相如、扬雄、班固等。东汉中至汉末大赋创作减少,抒情小赋兴起,即是汉赋的衰落,也是汉赋的转型。明清以降,受各个时期的文学发展、嬗变和文艺思潮趋动的影响,辞赋文学的历史分期也有其时代思想特点,各期的辞赋由是也就产生和涌现了一些辞赋的新特点和新题材。
赋之流变大类其略述有三。谓骚体,其变化较少,后世者有的在骚赋间或插入无“兮”字的散文句或整齐的对偶句、排比句。至魏晋以后有的骚赋篇幅很短,类似《九歌》,在人物感情的刻画和环境气氛的描述上,既活泼优美,又庄重典雅,充满着浓厚的生活气息。谓诗体赋。变化亦较少,大是以四言为基本句式,齐梁后又有以五、七言诗句为主之小赋,班固《竹扇赋》为七言。谓文赋。变化最大。是具有独特风格的赋体。其之逞辞大赋起兴盛行于两汉。骈赋或俳赋孕育于汉,盛于魏晋南北朝。律赋在骈赋之基础上形成。自姚铉《唐文粹》以来,多把骚赋、逞辞大赋、骈赋等称为“古赋”,以与律赋相对。文体赋以汉代逞辞大赋为代表,也包括后起的骈赋、律赋和新文赋.新文赋是伴随唐代古文运动而产生的一仲赋体,其语言基本与唐宋古文风格似,大体押韵为所谓“押韵之文”。此外尚有俗赋,近于白话之通俗语言写赋。俗赋近于诗体赋,亦有的同于文赋,语言俗雅。赋至宋滞。宋以后新之体较少,乃其社会的体性少变化。至鸦片战争后,由于社会性质发生变化,赋作出现了新的题材和主题。衍至文学改良运动之兴起,赋又被认为“古董”渐而趋衰趋微。
对于中国辞赋,对于一个赋人,我们当要先立点认识“辞赋与之时代性”。认知辞赋文学与辞赋时代,似乎什么样的时代就会给辞赋给作者分派什么样“任务”,似乎会给辞赋给作者制造什么样写作素材与创作取材的“设定”。从“时代性”和“发展性”的角度看,我们不应只理解为单向度。强烈的时代性乃是中华传统文化传承的一大特征。中国辞赋文学创作是一个形象思维之过程,辞赋文学创作者必须要观察事物,钻研文辞字藻与时之变化之事物,须具有高洁之心情。
赋与散文之区别主要表现在形式上。骈文之主要特征有四:对偶、用典、声律、辞藻。赋体通常韵散相间,句式整齐,节奏讲究,铺张扬厉,气势壮阔,抒写愤郁情感强烈。散文则自然流畅,少此拘束。
一篇好的辞赋必然是:语言精练,简约含蓄,隽永传神,辞词典雅,用典生动。汉赋乃有韵之散文,散韵结合,专事铺叙。在汉武时代汉赋达到全盛期。写法上大多丰辞缛藻,穷极声貌而大肆铺陈,为文治武功歌赞,结略微露讽谏之意。魏晋南北朝是继战国“百家争鸣”以后历史上又一个文体解放之时代。辞赋骈文在艺术形式上比一般散体文更蕴寓着其时代的文化嬗变,藻饰、声律、骈偶、用典这四种修辞手段被大量地使用,语言也特别工整精丽。藻饰、骈偶、声律、用典,成为普遍使用的手段。曹氏父子为中心之“邺下集团”,以阮籍、嵇康为代表之“竹林七贤”,以陆机、左思为代表之“二十四友”,以沈约、谢朓为代表之“竟陵八友”等促进了文学之兴盛,促成新的文学之现象,产生文学风格多样化。建安文人胸襟开阔、抱负远大、直抒胸臆、人生通脱,形成了“建安风骨”的美学风范。王粲《登楼赋》情景交融,曹植《洛神赋》理想曲折,向秀《思旧赋》欲吐还忍,阮籍《大人先生传》锋芒毕露。范晔《后汉书》骈体论赞,刘勰《文心雕龙》乃骈体之文论巨著。陶靖节在辞赋散文诸方面取得高出时辈之成就,其最负盛名当是《归去来兮辞》与《桃花源记》。齐梁新变,四声协调,趋向格律,有韵曰文,无韵曰笔。江淹《别赋》、《恨赋》,情为主线,布局空间,追求新变。孔稚圭《北山移文》俳谐嘲弄,赋诗化彩。充满趣味。又丘迟、吴均、陶弘景之山水文字,皆清朗疏朴,清新优美。又谢灵运之山水赋新,重巧清似。颜延之骈文,典故繁博,修辞巧丽。其时代之赋,融乐观、悲观、慷慨、颓放、嬉笑、讥讽、自得、内疚,沉潜、感悟,赋式工丽均可尽意倾注于笔端。
那么,我们现在处在一个什么样的文学时代呢?一个什么样的诗歌时代呢?我们,还是从现代诗歌和近代格律诗词的时代赋与性现状认知来说说吧。
现代诗歌的崛起,有效地增强了诗的情感浓度与语言力度,造成一种宏阔与澎湃的气势,使得现代自由诗歌这种诗体产生了较强的艺术表现力。并将这股热情融会于有血有肉的生活形象之中。有的吸纳外来和时代养分,有的从我国古代辞赋中借鉴联辞结采的特点,有的结合现代汉语时代规律,创造了许多新诗体式,或短句或长排,表达壮阔的思想感情,鼓舞和推动着现代诗歌历史前进。现时有了一大群具有强烈的时代性和社会责任感的青年诗者与诗爱。
近代格律诗词的复兴,现在正处在一个意气风发、精神振奋的前所未有的时代,诗人对人生的执着求索,对社会的忠诚,在诗作中表现了大无畏的坚定性与探索精神,所以不断奏出了昂扬的旋律。复兴的格律诗词传承以及结构、词藻、音韵节奏等方面均有许多考究者。一些古风诗行大体整齐,对应的格式与铺饰、夸张、重叠、排比、对偶等表现手法大量使用,基本达到了格律诗词之表达内容的需要。
那么,我们中国辞赋现在那又处在什么样的一个时代境况呢?
看来,这当又是个大题目,我也时常思忖也又一时难以理清思路。但是,我想起码会有这么几个特征和趋向的:
辞赋创作是一种感觉与认知、情绪与塑造相统一的文学活动。辞赋在我们这一代显然有一个明显的“断层”。辞赋的文言文骈俪宏博秀雅诸特征又加深了这介“代裂现象”。现代辞赋要发展,就需要继续从古代汉语中去提取养料,吸纳其中仍然鲜活的因子。辞赋文化有其他文体文化不可比拟的地位,那就是他的一脉传承文体。显然,道德主题与审美主题最终是对文学技巧的发展成熟的强有力推动作用。高度修辞化的语言不一定是最成功的文学语言,过多堆砌陌生的词汇则难免成显艰涩难懂、呆板滞重的弊病。华采骈俪类归赋,平仄律韵曰作诗。辞习楚,赋研汉。还是因为辞赋强烈需要锤炼语言,壮丽辞藻,琳琅阔化,夸张铺陈,抒情自然,风骨华美,借以强化辞赋作品作为独特文体的创造效果。
中国辞赋,现在我看是还谈不上什么时代风格问题。我看起码在近若干年内还应该是珍惜传统,强烈感情,各尊所闻,传道授业的传承期、研习期、袭古期、杂乱期。还应该是鼓励期,创作期,多涉期,各显身手期。在这个基础上自然就会出现和惭次去理清时代脉络,培育时代赋人,显露时代赋风,对于辞赋,对于一个赋家,出作品、出上品、出风格,出作为,出影响,那你诚然可以再来关乎辞赋传承、发展、创作、立流、推介、传播、世传诸多与种种。历来成大器者成大赋家者,都有沉着静气把握机要的辞赋基本修为。心浮气躁,空而忧之,忧而慨之,慨而怨之,怨而愤之,流式虽异,戒警实少,是成不了气候与大为的。昔蔡邕铭思,独冠古今。朱穆碑鼎,义俭辞碎,罕施崇替。皆所谓信迸之道而清风于前古,攀辛甲于后代者也。岸人忖及。一山十赋兮辞累,十赋一景俪穷。朝朝思名兮赋急,暮暮千古兮辞衷。媚势以欢兮卒责,自我陶醉兮弱衰,山山留赋兮宜量,地地合辞兮当衡。穷辞何树表,累俪何启疆正。故,辞赋当精当工当概,宜节宜短宜达。正赋立本,俪辞营当,锤句炼意,偶章悬合。诸若其他流品杂类,虽则亦可因变取会,触兴致情,终类杂戏文品也,可为,可偶为。然文雅赋家若如《毛发》赋《鸡毛蒜皮》赋,戒戒不可穷极累辞,淫俪靡为,杂搅后文羞陈后世的,赋当立意为上,择题为上,举辞为上,比兴为上。形而上者谓之理,势而上者谓之道。激昂写势,势倚辞诂。知信而不由衷,盟而无益。激浪庭天符。叙任声貌,文辞所被,夸饰训世率然可存之以恒远。赋若炳辞弥曜,符采载隐,经纬区宇,韫乎者畴,则发象乎于一代才峻。规规之墨,哲哲之颂。减则宜之减,明则贵之灼。则旁通而意无滞,少淫丽而事壮采,少绮巧而事铺陈,少夸谈而事助势,少漂誉而事辅涵。仲宣靡密,赞于巫咸,发篇遒伊,唱丽适逢;孟坚序之戴侯,武仲美之显宗。绮技其巧,益于其藏,此之我辈弄赋者,当之朴朴之文,或之俪俪之赋,或之扬扬洒洒,美美婉婉,皆而不可以失之文本却之质也,壮言不求追其极,辞写不求喻其甚。辞理为用,赋不孤寡。
我们是不是处在这样的一个辞赋传承与兴复之时代呢?
饶州下府岸人是夜伏案写,时晨光浴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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