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赋学泰斗龚克昌先生》 青禾

   龚克昌，1933年10月出生于福建漳州。著名辞赋文化专家，中国辞赋研究界权威。山东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山东大学辞赋研究所所长，全国赋学会会长，全国赋学研究会会长，中国赋家协会名誉主席，山东省拔尖人才，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

       当下中国，浮躁之风甚嚣尘上，学术界假货流行，但是，龚克昌先生却是货真价实、当之无愧的中国当代赋学泰斗。
　　龚克昌先生从事辞赋研究半个世纪，创造了一系列第一：发表第一篇肯定汉赋论文；出版第一部汉赋研究专著；第一个以辞赋研究专家的身份赴美国讲学，讲稿被美国出版；第一个自筹资金主办第一届国际赋学研讨会，并使之成例，至今已召开八届；成立国际第一个辞赋研究所；国内辞赋界第一位博士生导师，专招辞赋硕士生、博士生……。他的《中国辞赋研究》和《全汉赋评注》的被学术界称为“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大事。
　　赋作为中国特有的文体，曾经辉煌过，出现过众多名家名著。可是，自明代以后，赋被冷落了五百多年；“五·四”之后，对赋学的贬远远多于褒。建国后，赋更是被打入冷宫。1958年出版的由北京某大学编著的《中国文学史》，它宣判了汉赋的死刑：“汉赋大部分是粉饰现实，对统治者歌功颂德的贵族化、典丽化的宫廷文学作品……内容极其空洞枯燥，虚伪造作，缺乏感情，缺乏对现实生活真实的反映。”龚克昌先生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吃“赋”这只“螃蟹”。他吃得有点早。那是在1962年，龚先生还年轻，他是我国首届三年制研究生，师从著名学者陆侃如。他的研究生论文是《汉四大赋家初探》。在那阶级斗争的年代，那种“对统治者歌功颂德”的文学作品进行“初探”，能探出好结果吗？最后的命运只能是“书稿被焚毁”。十几年后，龚克昌“重操旧业”，他的赋论可以发表，他的“建国后国内第一部全面、系统、深入研究汉赋的专著《汉赋研究》”得以出版。并获得山东省社科一等奖。以后便越发不可收拾了。在他的带领下，“吃”赋这只“大螃蟹”的人越来越多，从中国“吃”到了国际，居然“吃”出商海中一块生机勃勃的学术绿洲。龚先生功不可没。
　　龚克昌在学术领域的一个重要贡献就是提出了“汉赋是中国文学自觉时代的起点”。他认为，司马相如是第一个明确认识到自己是在进行艺术创作的作家。这个观点推翻了传统的“文学自觉时代始于魏文帝曹丕”之说，把中国文学的自觉时代最少提前350年。这个传统的文学自觉时代始于曹魏是谁说的？鲁迅。鲁迅是伟大的，鲁迅是一座山。要提出与鲁迅相悖的观点，需要勇气。龚克昌在山东《大众讲坛》的讲演中这样讲道：“鲁迅是‘文革’中唯一不受批评的文豪，还享受与毛、林一样出版语录的待遇。对鲁迅提出不同的看法非同一般。所以这段话我写了又划掉，划掉又补上，反复几遍，直到看清样（《文史哲》1981年第一期）才决心写上去。”凡是经历过极左时代、经历过“文革”，读这段文字都会有所感触。我们在这段文字中，不但看到了一个勇敢的龚克昌，还看到一个犹豫的龚克昌，一个活的真实的龚克昌。这个龚克昌不似英雄，胜似英雄。
　　如今时代变了，学术无禁区。龚克昌先生学富五车、治学严谨、心得很多，他不必忌讳什么，他可以把自己研究所得，把自己的想法和看法痛痛快快地说出来。他说，第一个有功于赋的是汉武帝的叔叔梁孝王。汉赋奠基者是司马相如，如果没有梁孝王也就没有司马相如的成名之作《子虚赋》。他说，汉武帝一登帝位，即迫不及待用蒲车迎《七发》的作者枚乘。汉武帝十分喜欢《子虚赋》，正是在他的关心下，司马相如才写出了震烁古今、奠定相如在中国赋史上崇高地位的名篇《天子游猎赋》。他说，汉宣帝是另一位有功于辞赋发展的帝王。他说，汉成帝也很重视辞赋，身边也拥有一批赋家，四大赋家之一的扬雄，就是根据成帝的要求而写作著名的四大赋。他又说，还可以提一下东汉的灵帝，他建立鸿都门学，学员多至千人，灵帝让他们作赋写字绘画，并按成绩高低，分配他们做朝官或地方官。于是“作者鼎沸”，大家竞相作赋。当然，汉赋的发展繁荣，关键还是繁荣强盛的大汉帝国为辞赋的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基础……龚克昌先生说得淋漓酣畅，我读得淋漓酣畅。这种公开地直接实事求是地为封建帝王评功摆好，对于在“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作历史的真正动力”语境中长大成人的我们这一代人，实在是一副清醒剂，让我们耳目一新。我正是在这些坦诚的真话中了解汉赋，认识这位赋学专家，走进这位赋学泰斗的。
　　在一个炎热的夜晚，龚先生的侄儿把他的三部大作《中国辞赋研究》、《两汉赋评注》和《学者论赋——龚克昌治赋五十周年纪念文集》送到我家。我何以能得到龚先生的惠赠？我沾了一个光，因为我是先生的老乡，又是龚先生学生的同事。龚先生侄儿还说，先生闲来也写一点字。写字？我一愣之后，立即悟到是书法，翻开《两汉赋评注》扉页中先生的几幅书法作品，果然不凡。诚如海外方家所评，其行草“如行云流水，天马行空” 。我们从山东大学《思想家》2004年1期封二介绍中得悉：龚先生“从小喜爱书法，十来岁即为乡亲写春联。每外出，见到写得好的商号寺庙匾牌，便暗暗手划心摹。他学书法，常只选字典中少数字学。他喜爱行草，对文征明、朱耷书法情有独钟。他的作品已流布海内外，被许多寺庙勒碑作永久性纪念。他的字秀丽，严谨，流畅，富有书卷气，为典型的学者之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