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赋起源新论
编辑日期:( 2017-12-29 23:49:05 ) 点击：7379次 来源：天山客
[摘要]关于汉赋的起源问题，历来众说纷纭，或谓源于《诗》，或谓源于《楚辞》，或谓多源。我们认为，“赋者古诗之流”的说法，不过是汉人以经学眼光所作的赋学批评而已，事实上不是《诗》影响了赋，而是赋《诗》风气促成了汉赋的产生，这也是赋之得名的主要原因。《楚辞》原是楚文化熏染下的抒情诗，汉以后拟作甚多，加之又受汉赋影响，遂有骚体赋的出现，但在以屈原作品为主要代表的楚辞与汉大赋之间，并没有直接联系。至于汉赋多源说，实未揭示汉赋产生的源头究在何处。细案史料，汉赋直接源于战国纵横家的游说进谏之辞。从春秋时期公卿士大夫在特定的政治、外交场合赋《诗》言志，到战国时期士人的隐语讽谏和游说进谏，再到汉初枚乘的《七发》，汉赋的萌发、演进之迹墩然分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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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汉赋 起源 纵横家 游说进谏之辞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2010)10－0125－09
汉赋的起源问题，大概是中国古代文体研究中最令人迷离恍惚的问题了。或以为源于《诗》，或以为源于《楚辞》，或以为多源等等，可谓众说纷纭。本文考镜源流，辨证诸说，希望能就此作出一个更为合理的解答。
一、“赋者，古诗之流也”
关于汉赋的起源问题，历来影响之大者莫如赋为古诗之流的说法。
西汉宣帝“讲论六艺群书，博尽奇异之好”，诏王褒作赋，歌颂圣主之得贤臣，并以之待诏金马门，“数从褒等放猎，所幸宫观，辄为歌颂，第其高下，以差赐帛。议者多以为淫靡不急。上日：‘不有博弈者乎，为之犹贤乎已。辞赋，大者与古诗同义，小者辩丽可喜，辟如女工有绮毅，音乐有郑卫，今世俗犹皆以此虞说耳目，辞赋比之，尚有仁义风谕，鸟兽草木多闻之观，贤于倡优博弈远矣。’”汉宣帝认为辞赋具有与《诗经》(即所谓“古诗”)同样的“仁义风谕”功能和作用。虽只是为其好辞赋作辩护，有故意提高辞赋地位的意思，而且也并没有直说赋源于《诗》，但已隐然逗引了赋为《诗》之流的观点。
到了东汉，班固便在《两都赋序》中明确地说：
或曰：赋者，古诗之流也。昔成、康没而颂声寝，王泽竭而诗不作。大汉初定，目不暇给。至于武、宣之世，乃崇礼官，考文章，内设金马石渠之署，外兴乐府协律之事，以兴灭继绝，润色鸿业。是以众庶悦豫，福应尤盛，《白麟》、《赤雁》、《芝房》、《宝鼎》之歌，荐于郊庙；《神雀》、《五凤》、《甘露》、《黄龙》之瑞，以为年纪。故言语侍从之臣，若司马相如、虞丘寿王、东方朔、枚皋、王褒、刘向之属，朝夕论思，日月献纳；而公卿大臣，御史大夫倪宽、太常孔臧、太中大夫董仲舒、宗正刘德、太子太傅萧望之等，时时间作。或以抒下情而通讽谕，或以宣上德而尽忠孝，雍容揄扬，著于后嗣，抑亦《雅》、《颂》之亚也。
这里的“或日”，是不是指汉宣帝说的话，我们不必细究，但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在班固之前，已有赋为“古诗之流”的看法，班固不过认可了这种看法而已。汉宣帝认为赋“有仁义风谕，鸟兽草木多闻之观”，班固则以为赋“或以抒下情而通讽谕，或以宣上德而尽忠孝，雍容揄扬，著于后嗣，抑亦《雅》、《颂》之亚也”。他们的赋学批评，同是着眼于《诗》和赋都可讽谕或揄扬的社会政治功能来讲的，是从经学角度所作的赋学批评。因为二者社会政治功能相同，所以，赋可以看作是“古诗之流”，是《诗》之流脉、旁衍。于是，《诗》俨然成为汉赋的源头。此后，左思作《三都赋》，其序首引《毛诗大序》中的话：“盖诗有六义焉，其二日赋。扬雄曰：‘诗人之赋丽以则。’班固曰：‘赋者，古诗之流也。’”显然已接受了赋为《诗》之流的观点。不过，无论是汉宣帝还是班固等人，他们的看法都不具有文体学的意义。从诗到赋，其间没有必然的联系。
沿袭汉人赋为《诗》之流的看法，而从文体特征上加以论证的，是晋人挚虞。其《文章流别论》曰：古之作诗者，发乎情，止乎礼义。情之发，因辞以形之；礼义之指，须事以明之。故有赋焉，所以假象尽辞，敷陈其志。古诗之赋，以情义为主，以事类为佐；今之赋，以事形为本，以义正为助。情义为主，则言省而文有例矣；事形为本，则言富而辞无常。文之烦省，辞之险易，盖由于此。夫假象过大，则与类相违；逸辞过壮，则与事相违；辩言过理，则与义相失；丽靡过美，则与情相悖：此四者，所以背大体而害政教。是以司马迁割相如之浮说，扬雄疾辞人之赋丽以淫。由铺陈其志的《诗》“六义”中的赋，直接进入到“言富而辞无常”的“今之赋”(指大赋)，赋为《诗》之流的看法被提升到了理论的层面，具有了文体学上的意义。自挚虞以后，赋源于《诗》的观点逐渐占据了主流地位，直到现代，仍是汉赋起源问题研究中最主要的观点之一。然而，“以事形为本”虽易于言富辞繁，但从文体和传播方式上看，在可歌的四言之诗与不歌而诵的散体大赋之间，并无必然联系；而从《诗》“六义”之一的铺陈之法，到赋中铺陈之法的极度运用，也缺少中间环节。
二、“皆好辞而以赋见称”
汉赋源于《楚辞》说，早在司马迁《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中已经透露出消息。司马迁说：
屈原既死之后，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者，皆好辞而以赋见称。然皆祖屈原之从容辞令，终莫敢直谏。
“皆好辞而以赋见称”，司马迁把“辞”与“赋”并称，二者应是同一层面的概念，“辞”不同于“赋”，在这里指的应是楚辞。再从宋玉等人的创作来看，也可证明这一点。景差的作品，《汉书・艺文志》已无著录。唐勒的作品，《汉书・艺文志》著录四篇，今仅存零篇断章。而从王逸《楚辞章旬》所收宋玉《九辩》、《招魂》来看，宋玉最重要的作品也属于楚辞无疑。所以，司马迁说他们“皆好辞”。那么，为什么说他们“皆好辞而以赋见称”呢?我们以为，这正是汉人的看法，意思是说，宋玉等人虽喜爱、擅长楚辞的创作，但他们的很多作品在汉代却已被习称为赋了。辞赋混称，在西汉时已很普遍，司马迁即是如此。比如同样在《屈原贾生列传》中，他引屈原《怀沙》，就称其为赋。在《司马相如列传》中，说司马相如初事景帝，而“会景帝不好辞赋”，也将“辞赋”并称。后来，班固说扬雄好古乐道，以为“赋莫深于《离骚》，反而广之；辞莫丽于相如，作四赋”，更是辞赋互文的典型例子。对于汉人的辞赋混称或并称，在今天看来，不过是反映了他们把楚辞当作汉赋的源头的赋学观念，或者说至少在潜意识中他们已认为汉赋是从楚辞发展而来。
如果说屈原的创作影响了宋玉、唐勒、景差等人，而他们又共同影响了汉代及汉以后骚体赋创作的话，那么，汉人的这种看法是正确的。萧统《文选》所收宋玉《高唐赋》、《神女赋》、《风赋》等作品，从文体性质上看，大致都属于骚体一类，自不必说。汉贾谊《吊屈原赋》、司马相如《长门赋》、扬雄《逐贫赋》、班固《幽通赋》、张衡《思玄赋》、《归田赋》等等，也都是在楚辞影响下创作的以抒情为主的骚体赋。然而，汉大赋却是以言事体物为主的，在以抒情为主的楚辞和以体物为主的汉大赋之间，同样没有直接的联系，虽然汉大赋源于楚辞的观点在后世影响甚大。
三、“诗人之赋丽以则。辞人之赋丽以淫”
扬雄《法言・吾子》篇中有一段我们很熟悉的话：
或问：“景差、唐勒、宋玉、枚乘之赋也，益乎?”曰：“必也淫。”“淫则奈何?”曰：“诗人之赋丽以则，辞人之赋丽以淫。如孔氏之门用赋也，则贾谊升堂，相如入室矣。如其不用何?”
扬雄把赋分为“诗人之赋”和“辞人之赋”，而且从屈原那里就开始作了划分。承继《诗经》传统的“诗人之赋”，即屈原的作品，可谓“丽以则”；而宋玉以降的作品，便都已落了下乘，即“辞人之赋丽以淫”，贾谊、司马相如也不例外。扬雄既然把赋分为“诗人之赋”和“辞人之赋”，那也就意味着在他看来，赋是有两个不同的传统或来源的。此后，班固在《汉书・艺文志・诗赋略序》中亦引此说。而到了刘勰，在《文心雕龙・诠赋》篇中，就综合前人诸说，明确指出：“赋也者，受命于诗人，而拓宇于《楚辞》也。”于是，刘勰的这种说法，便逗引出后世的汉赋多源之说。如清人章学诚认为：“古之赋家者流，原本《诗》《骚》，出入战国诸子。假设问对，庄、列寓言之遗也；恢廓声势，苏、张纵横之体也；排比谐隐，韩非《储说》之属也；征材聚事，《吕览》叙辑之义也。”此即典型的多源说，举证似乎相当全面。又近人章太炎指出：“《韩诗外传》说孔子游景山上，曰：‘君子登高必赋。’子路、子贡、颜渊各为谐语，其句读参差不齐；次有屈原、苟卿诸赋，篇章闳肆：此则赋之为名，文繁而不可被管弦也。”这似乎是说赋源于孔门的言志。然章太炎在苏州国学讲习会上，又说过“赋本古诗之流”。则章太炎也主张赋多源说。不过，与前人不同，章太炎在《国故论衡》中卷《文学・辨诗》一篇中，又提出过一个很重要的看法。他说：
《七略》此赋为四家：一曰屈原赋，二日陆贾赋，三日孙卿赋，四日杂赋。屈原言情。孙卿效物。陆贾赋不可见，其属有朱建、严助、朱买臣诸家，盖纵横之变也。
(略)古者诵《诗》三百，足以专对，七国之际，行人胥附，折冲于尊俎间，其说恢张谲宇，铀绎无穷，解散赋体，易人心志。鱼豢称：鲁连、邹阳之徒，援譬引类，以解缔结，诚文辩之隽也。武帝以后，宗室削弱，藩臣无邦交之礼，纵横既黜，然后退为赋家，时有解散，故用之符命，即有《封禅》、《典引》；用之自述，而《答客》、《解嘲》兴。文辞之繁，赋之末流尔也。
认为纵横家对陆贾赋的产生有影响，这是极富启发意义的。前引章学诚之说，已提到纵横家亦赋家之一源。刘师培也认为：“骋词之赋，其源出于纵横家。如纵横家所言，非徒善辩，且能备举各物之情况，以眩其才。《七发》及《羽猎》等赋，其遗意也。章氏《文史通义》，叙诗赋之源流，已言其出于纵横家矣。”这与章太炎是一致的。但他同时又说：“写怀之赋，其源出于《诗经》。”“阐理之赋，其源出於儒、道两家。”他还说：“秦汉之世，赋体渐兴，溯其渊源，亦为楚词之别派。”则仍旧是持多源说。再如，刘成�砸苍�说过：“纵横之词，具《战国策》。其铺张之势，引喻物类，即赋家之源。若庄辛之引喻，穷极情态。辛本楚人，盖屈、宋之徒也。”然而他又说：“赋之源出于《诗》《骚》，志情、纪行，乃真《诗》《骚》之道，郊祀、耕藉、畋猎，出于《雅》《颂》，哀伤出于《国风》。”后来，万曼论辞赋起源，从人类口头语言向书面文字发展的一般规律，谈到辞赋的产生，认为：“在辞赋的时代以前，文学作品多半是口语的记录。辞赋时代以后，文学作品才完全是书面写作。”语言辞令在战国时代发展到极致，由诗歌到散语，再加上屈原的创造，于是辞赋终于应运而生。上述章学诚、章太炎、刘师培、刘成l所和万曼等人的看法，都注意到纵横家对汉赋形成的影响，但同时又都认为赋的产生是多源的。
另外，朱光潜从文字游戏讨论诗歌的起源，也论及赋的起源。他承刘勰之说(详下文)，认为隐语“是一种雏形的描写诗”，而“中国大规模的描写诗是赋，赋就是隐语的化身。战国秦汉间嗜好隐语的风气最盛，赋也最发达”。把隐语与诗联系起来，触及到赋与隐语的关系，又增加了一层影响赋的产生的原因。但朱先生完全把隐语当作诗，把赋当作隐语的后身，且未注意到纵横家与赋的关系，便仍有不妥。周勋初先生则从辨析登高能赋、赋为“古诗之流”和“《诗》六义”与赋的关系人手，指出由“隐”而到赋诗，赋“是在‘隐’的影响下产生的；它的得名，则由赋诗之事而来”。进一步讨论了先秦隐语对赋的产生的影响，尤其是指出赋诗的风气对赋体的形成有影响、赋的得名来自于赋诗，是很富有启发性的，可以沿此思路继续探讨。
四、“聘问歌咏不行於列国，而贤人失志之赋作矣”
其实，汉人的赋体起源观，如果从文体学角度看，较之源于《诗》、《骚》，更值得我们注意的，是赋源于战国行人辞令的看法。
司马迁在《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中说了“屈原既死之后，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者，皆好辞而以赋见称”之后，紧接着还有一句话是：“然皆祖屈原之从容辞令，终莫敢直谏。”意思是说，宋玉等人师法屈原，学习楚辞，学习他的“从容辞令”，至于直言讽谏，那就谈不上了。这里的“从容辞令”，就是指的春秋战国公卿士大夫在一些重要的政治和外交场合下的出入应对、游说进谏之辞。从应对和游说进谏的“从容辞令”，到屈原的楚辞创作，再到宋玉等人的创作，司马迁似乎已给我们勾勒出了一条汉赋演进的轨迹。
《汉书・艺文志・诗赋略序》云：
传曰：“不歌而诵谓之赋，登高能赋可以为大夫。”言感物造端，材知深美，可与图事，故可以为列大夫也。古者诸侯卿大夫交接邻国，以微言相感，当揖让之时，必称《诗》以谕其志，盖以别贤不肖而观盛衰焉。故孔子曰：“不学《诗》，无以言”也。春秋之后周道寝坏，聘问歌咏不行于列国，学《诗》之士逸在布衣，而贤人失志之赋作矣。大儒孙卿及楚臣屈原离谗忧国，皆作赋以风，成有恻隐古诗之义。其后宋玉、唐勒，汉兴，枚乘、司马相如，下及扬子云，竞为侈丽闳衍之词，没其风谕之义。是以扬子悔之，曰：“诗人之赋丽以则，辞人之赋丽以淫。如孔氏之门人用赋也，则贾谊登堂、相如入室矣，如其不用何?”
“传曰”两句所表达的，是先秦以来很普遍的一种看法。所谓“不歌而诵谓之赋，登高能赋可以为大夫”，所诵、所赋的，当然都是《诗》。这也就是《汉书・艺文志・六艺略》中说的“诵其言谓之诗，咏其声谓之歌”。刘向、刘歆和班固叙述汉赋的产生，从公卿士大夫交接揖让时的赋《诗》，到聘问歌咏不行于列国之后创作“有恻隐古诗之义”的“失志之赋”(指屈原的《楚辞》)，再到已失去恻隐古诗之义的“侈丽闳衍之词”(指宋玉以下至扬雄的辞赋)，虽然所要强调的仍是自《诗经》以来的讽谕传统，而批评那些“没其风谕之义”的“侈丽闳衍之词”，但他们在叙述时间上的先后顺序，无形中却告诉我们，讨论汉赋发生、发展的过程，应从春秋战国公卿士大夫交接、揖让之时的“从容辞令”开始。
五、汉赋源于战国纵横家的游说进谏之辞
在中国文学史上，一种文体的起源和发展，往往有多方面的背景和原因，并经历过较长历史时段的发展演进。然而，在众多背景和因素中，总有一些最直接、最重要的因素在起作用，而另一些因素则相对影响较小。如果我们能在纷繁的历史现象中，揭示出那些最本质、最直接的，尤其是决定着文体形式 变化趋向的创作目的、用途和内容因素的话，那么，对我们进一步理清这些文体发展的来龙去脉，正确认识和评价作家作品及其在文学史上的地位，无疑是很有益的。在我们看来，直接影响了赋体产生的最重要的原因，就是战国纵横家的游说进谏之辞。
讨论仍要从登高能赋说起。
登高能赋，本谓赋诗。《诗・廊风・定之方中》毛传曰：
建国必卜之，故建邦能命龟，田能施命，作器能铭，使能造命，升高能赋，师旅能誓，山川能说，丧记能谏，祭祀能语，君子能此九者，可谓有德音，可以为大夫。
孔颖达疏：“升高能赋者，谓升高有所见，能为诗赋其形状，铺陈其事势也。”赋即为赋诗。又，《国语・周语》记邵公的一段话说：“天子听政，使公卿至于列士献诗，瞽献曲，史献书，师箴，瞍赋，朦诵，百工谏……”其中的“瞍赋”，韦昭注就解释道：“赋公卿列士所献诗也。”
那么，公卿士大夫所赋或所献之诗的内容有没有分别呢?答案是肯定的。《诗・小雅・常棣》一篇，孔颖达《正义》释小序引郑玄答赵商，就对赋诗的内容作了区别。郑玄说：“凡赋诗者，或造篇，或诵古。”诵古即诵《诗》、赋《诗》，造篇谓自作诗而诵之。春秋战国时期，在绝大多数政治和外交场合下，公卿士大夫们的赋诗，都是赋《诗经》中的成篇，所以孔子会说“不学《诗》，无以言”的话。至于“造篇”，也有些例子，如《左传》隐公元年记郑庄公与武姜在隧道中相见，“公入而赋：‘大隧之中，其乐也融融。’姜出而赋：‘大隧之外，其乐也��’”，于是母子和好如初。在外交场合“诵古”的例子中，虽是断章取义，各取所需，然赋诗之人在对《诗》义的理解和以《诗》为话语的运用与交流中，并没有什么障碍。不过，赋《诗》者要对《诗》义谙熟于心，并能在特定的政治外交情境下，根据彼此的地位、身份等准确地用《诗》来表达自己的意见，亦非易事。像鲁僖公二十三年，晋公子重耳在秦，秦穆公要宴请重耳，狐偃自觉礼乐修养和外交辞令不及赵衰，便请赵衰侍从重耳，以不辱君命。而像鲁襄公二十七年，齐庆封出使鲁国，所乘车辆十分豪华，然缺乏礼乐文化修养，鲁叔孙豹赋《相鼠》刺之，竞全然不知，只能自辱使命。又，鲁昭公十二年，宋华定出使鲁国，鲁国设宴招待，为赋《蓼萧》，华定也不晓何意，至被昭子讥为：“宴语之不怀，宠光之不宣，令德之不知，同福之不受，将何以在?”像狐偃这样跟随多年并帮助其返国自立、得成霸业的人，在一些重要的政治外交场合，揖让进退，从容辞令，犹不敢掉以轻心，可见，一方面，固然要求赋《诗》之人有很高的礼乐修养和从容辞令的本领；另一方面，通过赋《诗》来表情达意，确也有很大的局限性。
因此，除了“诵古”、“造篇”之外，其他用于政治和外交场合的表情达意的手段，自然应运而生。隐语度辞，即为重要一途。隐语的源头当然可以追溯得很远，然较普遍地用于政治外交场合，则应在春秋战国时期。《国语・晋语》五曾谈到“秦客度辞于朝”，韦昭注曰：“度，隐也，谓以隐伏谲诡之言问于朝也。”《汉书・艺文志・诗赋略》“杂赋类”著录《隐书》十八篇，颜师古注引刘向《别录》谓：“隐书者，疑其言以相问，对者以虑思之，可以无不谕。”刘勰《文心雕龙・谐隐》篇中也说：“�q辞以隐意，谲譬以指事也。”“隐语之用，被于纪传，大者兴治济身，其次弼违晓惑。”可见，隐语度辞就是设譬指事，是公卿士大夫在政治和外交场合下用以进谏、游说的一种委婉巧妙的方式。如《韩非子・喻老》载楚庄王即位三年，无所施为，右司马侍坐，说之以隐：“‘有鸟止南方之阜，三年不翅，不飞不鸣，嘿然无声，此为何名?’王曰：‘三年不翅，将以长羽翼；不飞不呜，将以观民则。虽无飞，飞必冲天；虽无鸣，鸣必惊人。子释之，不毂知之矣。’处半年，乃自听政。所废者十，所起者九，诛大臣五，举处士六，而邦大治。”即为一例。
荀子很重视和讲求谈说之术，谓：“谈说之术，矜庄以莅之，端诚以处之，坚疆以持之，分别以喻之，譬称以明之，欣�O芬芗以送之，宝之珍之，贵之神之，如是则说常无不受。”今存荀子《赋篇》就是“分别以喻之，譬称以明之”的隐语。如其中的《礼》篇，曰：
爰有大物，非丝非帛，文理成章；非日非月，为天下明。生者以寿，死者以葬，城郭以固，三军以强，粹而王，驳而伯，无一焉而亡。臣愚不识，敢请之王。王日：此夫文而不采者与?简然易知而致有理者与?君子所敬而小人所不者与?性不得则若禽兽、性得之则甚雅似者与?匹夫隆之则为圣人、诸侯隆之则一四海者与?致明而约，甚顺而体，请归之礼。
一问一答，如解谜语，与楚右司马说楚庄王相同。其余如《智》、《云》、《蚕》、《箴》等篇，也都如此，同是向君王委婉进谏或游说的产物。(荀子又有《成相杂辞》，《汉书・艺文志》置於《隐书》之前，杂论君臣治乱，则应属於楚辞一类。)
揖让周旋，游说进谏，而以赋《诗》或作隐语的方式进行，虽曾在春秋时期兴盛一时(尤其在齐、楚甚盛)，但时代愈发展，便愈走向衰微了。观《左传》定公四年以后便不见记赋《诗》之事，即为一证。道理很简单，当时在一些重要的政治和外交场合中，公卿士大夫仅仅靠赋《诗》或作隐语来讽谏君王、应对诸侯，已不足以准确而又充分地表达其情志了。由战国时期各国政治与外交活动的实际情形所决定，士人们需要更恰当和更强有力的表现手段与方式。于是，公卿士大夫的游说进谏之辞，极大地丰富起来。
战国士人的游说进谏之辞，集中见于《战国策》一书。比如我们所熟悉的苏秦说齐宣王合纵，其辞曰：
齐南有太山，东有琅邪，西有清河，北有渤海，此所谓四塞之国也。齐地方二千里，带甲数十万，粟如丘山，齐车之良，五家之兵疾如锥矢，战如雷电，解如风雨，即有军役，未尝倍太山，绝清河，涉渤海也。临淄之中七万户，臣窃度之，下户三男子，三七二十一万，不待发于远县，而临淄之卒固以二十一万矣。临淄甚富而实，其民无不吹竽鼓瑟，击筑弹琴，斗鸡走犬，六博�D�g者。临淄之途，车毂击，人肩摩，连衽成帷，举袂成幕，挥汗成雨，家敦而富，志高而扬。夫以大王之贤与齐之强，天下不能当，今乃西面事秦，窃为大王羞之……
这一段说辞铺陈、夸饰齐国山川形胜之优越、人口之众多、军队之强大、临淄之富庶，其语言表达的铺张夸饰、强大的说服力、感染力和气势，较之赋《诗》或用隐语，巳不可以道里计。
其他像《战国策・齐策》载邹忌讽齐王纳谏、《楚策》载莫敖子华对楚威王、庄辛说楚襄王、《赵策》载鲁仲连义不帝秦等等，不能胜举，皆铺张排比，纵横捭阎，开汉大赋之先河。又，像《孟子・梁惠王》上记孟子为齐宣王讲齐桓、晋文之事等，其铺张扬厉的言辞和气势，也无不尽显战国策士游说进谏之风。总之，战国时期的游说进谏之辞，直接促成了汉大赋的形成。
战国的纵横家在游说进谏上又有自己的一套理论。刘向《说苑・善说》篇引《鬼谷子》日：
人之不善而能矫之者，难矣。说之不行，言之不从者，其辩之不明也；既明而不行者，持之不固也；既固而不行者，未中其心之所善也。辩之，明之，持之，固之，又中其人之所善，其言神而珍，白而分，能入於人之心，如此而说不行者，天下未尝闻也。此之谓善说。
《鬼谷子・捭阖》一篇又云： 捭之者，开也、言也、阳也；阖之者，闭也、默也、阴也。阴阳其和，终始其义。故言长生、安乐、富贵、显名、爱好、财利、得意、喜欲，为阳，曰始；故言死亡、忧患、贫贱、苦辱、弃损、亡利、失意、有害、刑戮、诛罚，为阴，曰终。诸言法阳之类者皆日始，言善以始其事；诸言法阴之类者皆日终，言恶以终为谋。捭阖之道，以阴阳试之。故与阳言者，依崇高；与阴言者，依卑小。以下求小，以高求大。由此言之，无所不出，无所不入，无所不可。
《鬼谷子》中其他篇章如《本经阴符七术》、《持枢》、《摩篇》等，亦有相似的论述。鬼谷子的这些看法，与前引荀子的见解相同，那就是他们不但都讲究游说进谏之术，而且还自重、自神其说。到了司马相如论赋，谓：“合綦组以成文，列锦绣而为质，一经一纬，一宫一商，此赋之迹也。赋家之心，包括宇宙，总览人物，斯乃得之于内，不可得而传。”其所谓赋心、赋迹，皆深受战国纵横家游说理论的影响，前后演进之迹，昭然可见。
战国时期，群雄逐鹿，各国使臣不绝于道路，纵横策士朝秦暮楚，折冲尊俎，揖让周旋，故游说进谏之辞亦大盛。进入汉代以后，这种局面虽不复存在，但汉初立诸侯王，养士之风仍盛，像“吴王濞招致四方游士，(邹)阳与吴严忌、枚乘等俱仕吴，皆以文辩著名”，及吴王不能用邹阳之言，而“景帝少弟梁孝王贵盛，亦待士。于是邹阳、枚乘、严忌知吴不可说，皆去之梁，从孝王游”。司马相如“见而说之”，亦“客游梁，梁孝王令与诸生游士居数岁。乃著《子虚之赋》”。再像淮南王刘安，其“为人好读书鼓琴，不喜弋猎狗马驰骋”，而“阴结宾客”，编纂《淮南子》，注《离骚》。河间献王刘德，“好儒学，被服造次必于儒者，山东诸儒多从之游”。这就给战国以来的策士游说进谏之辞的继续发展，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汉书・艺文志》著录庄夫子赋24篇、枚乘赋9篇、淮南王赋82篇、淮南王群臣赋44篇、长沙王群臣赋3篇、阳成侯刘德赋9篇。其中最值得注意的，当然是枚乘的《七发》。
《七发》写楚元王太子辟非生病，吴客枚乘前往问候，先分析其病因，以为必是“久耽安乐，日夜无极，邪气袭逆，中若结辖”，遂致“精神越渫，百病咸生”。其中分析太子衣食住行，生活不节，多用排比对偶之句，近乎危言耸听，然而却议论风发，气势宏大，完全是纵横家游说进谏的做法。在吴客看来，太子既是精神之病，那就无须药石针炙，而只要有博见强识之君子，随侍左右，“承间语事”，以“要言妙道”，“变度易意”，便不难抵御“淹沈之乐，浩唐之心，遁佚之志”的侵蚀，恢复健康。于是，接下来吴客从音乐、饮食、车马、游宴、田猎、观涛和谈论等七个方面，铺陈描写，逐层深入，耸其听闻，启其心智。终使太子“据几而起”，“�萑缓钩觯�霍然病已”。这不能不使我们联想到孟子为齐宣王讲齐桓、晋文之事的情景。孟子问王之所欲：“为肥甘不足于口与?轻暖不足于体与?抑为采色不足视于目与?声音不足听于耳与?便嬖不足使令于前与?王之诸臣皆足以供之，而王岂为是哉?”一一排除，逼出王之所欲，进而再说之以儒家之仁政。其游说方式或对枚乘有启发。
《七发》中描写广陵观涛，最为壮观：
似神而非者三：疾雷闻百里，江水逆流，海水上潮，山出内云，日夜不止，衍溢漂疾，波涌而涛起。其始起也，洪淋淋焉若白鹭之下翔；其少进也，浩浩澧澧如素车白马帷盖之张；其波涌而云乱，扰扰焉如三军之腾装；其旁作而奔起也，飘飘焉如轻车之勒兵。六驾蛟龙，附从太白，纯驰浩蚬，前后络绎。颐颐邛邛，椐椐强强，莘莘将将。壁垒重坚，沓杂似军行。訇隐匈磕，轧盘涌裔，原不可当。观其两旁，则滂渤怫郁，同漠感突，上击下律，有似勇壮之卒，突怒而无畏，蹈壁>十津，穷曲随隈，�u岸出缒，遇者死，当者坏。初发乎或围之津涯，菱轸谷分。回翔青篾，衔枚檀柏，弭节伍子之山，通厉骨母之场。凌赤岸，�_扶桑，横奔似雷行，诚奋厥武，如振如怒，沌沌浑浑，状如奔马；混混鹿鹿，声如雷鼓。发怒屋沓，清升�u�，侯波奋振，合战于藉藉之口。鸟不及飞，鱼不及回，兽不及走。纷纷翼翼，波涌云乱。荡取南山，背击北岸，覆亏丘陵，平夷西畔。险险戏戏，崩坏陂池，决胜乃罢。即汨潺��，披扬流洒，横暴之极。鱼鳖失势，颠倒偃侧，�o�o����，蒲伏连延。神物怪异，不可胜言。直使人踣焉洄�凄怆焉。此天下怪异诡观也。
铺张排比，极尽夸张、渲染之能事。正如刘勰所说：“枚乘离艳，首制《七发》，腴辞云构，夸丽风骇。”汉大赋之体，至此业已形成。
有意思的是，战国策士游说进谏的风气，不但在汉初仍然兴盛，以至枚乘会说七事以为刘辟非疗病，而且，这种风气直到汉宣帝的时候，仍在延续着。当时，太子刘夷(即后来的元帝)因爱妾去世，精神恍惚，“苦忽忽善忘，不乐。诏使(王)褒等皆之太子宫虞侍太子，朝夕诵读奇文及所自造作。疾平复，乃归。太子喜褒所为《甘泉》及《洞箫颂》，令后宫贵人左右皆诵读之”。而汉宣帝正是一个酷爱歌诗赋颂的人。
总之，从春秋时期公卿士大夫在一些特定的政治和外交场合下的赋《诗》言志，到战国时期士人的隐语讽谏和游说进谏，再到汉初枚乘的《七发》，汉赋的萌发、演进之迹，�耆环置鳎�可以无疑矣。至于“赋者古诗之流也”的说法，不过是用经学的眼光所作的一种赋学批评而已。在我们看来，不是《诗》影响了赋，而是赋《诗》的风气促成了汉赋的产生，这也是赋之得名的主要原因。《诗经》本身，无论如何演进，恐怕也产生不了赋。至于楚辞，原是特定的楚地文化熏染下的抒情诗(所以，历来的目录学著作都将其单独分类)，汉以后拟作甚多，加之又受汉赋影响，遂有所谓骚体赋的出现，但在以屈原的作品为主要代表的楚辞与汉大赋之间，并没有直接的联系。
汉大赋既然出于战国策士的游说进谏之辞，则它的创作，无论讽谏或歌颂，往往都有着鲜明的政治动机和目的，而非如诗歌之抒情言志。像司马相如的大赋创作，是在梁孝王处游幕时起步的。其后又作《天子游猎赋》，假托子虚、乌有和无是公之辞，“以推天子诸侯之苑囿。其卒章归之於节俭，因以风谏”。而班固的《两都赋》，原为反对迁都而作；张衡写《两京赋》，则是要讽戒朝野上下的奢侈之风，目的都很明确。
为了达到游说进谏的目的，策士们必极尽游说进谏之能事，夸饰扬厉，铺张渲染，纵横捭阖，以耸动人主。而汉大赋的创作亦承战国游说进谏之风，并无二致。只是铺张夸饰过分，讽谏的目的反为之所隐，“劝百讽一”，就在所难免了。至于汉赋又往往体分主客，其实这仍是春秋战国公卿士大夫在对问之际游说进谏遗留下来的痕迹。或以为又受到兵家论说分别主客的形式的影响，自然也不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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