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辑日期:( 2017-12-23 21:31:14 )  点击：6683次  来源：雨林

 

       赋话是一种近于诗话之漫谈随笔性质的赋学理论批评形式。赋话的形成发展与诗话相关联，它在编写体例、性质特点及批评方式等方面也颇与诗话相类似。赋话内容丰富，历代保存下来的赋话文献也相当可观。但对赋话的整理和研究，却远没有像诗话那样受到重视和取得像诗话那样的成绩。
笔者曾撰《赋话初探》[1]、《浦铣和他的两种赋话》[2]等文初论赋话，后又在拙著《中国赋论史稿》[3]中对赋话的内容及价值特色等有所探讨。本文则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之上，从赋话与诗话相关联的角度，着重对赋话的渊源及宋王铚、清浦铣等人在赋话发展史上的开创性贡献，作进一步的论述。
一、赋话的渊源与笔记
       诗话出现于北宋。关于诗话的渊源，章学诚《文史通义》说“本于钟嵘《诗品》”，现今学术界则一般认为应包括宋代以前的诗歌理论批评和前代记事笔记这两条主要线索。“赋话”之书的出现与诗话不同而晚见于清代，但大体以记事与品评为主要内容的赋话的形成，也同样受到前代诗、赋理论批评及记事笔记的影响。因此，要推寻赋话的渊源，也应该上溯至西汉以来的古代诗赋批评史，尤其应重视魏晋以来笔记文体对赋话产生的重要影响。
      赋论开始活跃于两汉。汉代赋论受当时儒家诗学思想的影响，论赋者往往以儒家诗教所认定的《诗》的“美刺”、“讽谏”价值来衡量汉赋，提出了“赋者古《诗》之流”、“抑亦《雅》《颂》之亚”（班固《三都赋序》）之类以“诗”论赋的观点。汉人论赋，既探索赋的体制、渊源、赋的创作目的与艺术特征，强调汉赋尚用、讽谏的功利作用，也评论了赋家赋作。但汉代赋论大多是片段、零碎的，散见于各种文史哲类著述中。其中，如《史记·司马相如列传》批评相如“多虚辞滥说”之语，《汉书·王褒传》记汉宣帝刘询“贤于倡优博弈”之说，扬雄《法言·吾子》以“或问”、“或曰”形式讨论赋的讽谕及所谓“丽以则、丽以淫”的问题，桓谭《新论·道赋》叙载“扬子云工于赋”的故实和“能读千赋则善为之”的论点，王充《论衡·谴告》诸篇对马、扬诸赋作零星片断的评议等，大都具有漫话随笔性质，而并非系统的赋论，当可视为后世赋话的滥觞。
       魏晋六朝的赋论，较之于两汉有明显的发展和变化。一是此期赋论不再像两汉那样偏于“美刺”、讽谏的政治功利判断，而是注重对赋体创作内部规律及赋家才情品性等主观因素的探讨，开始体现出赋学批评的自觉意识。这一时期比较重要的文学家和批评家，如曹丕、左思、陆机、沈约、刘勰、钟嵘、萧统等，均有谈赋的言论或文章。如曹丕《典论·论文》云“诗赋欲丽”，皇甫谧《三都赋序》指出赋为“美丽之文”，都是在赋论史上很有影响的观点。而陆机《文赋》说“诗缘情于绮靡、赋体物而浏亮”，刘勰《文心雕龙》在“辨骚”、“明诗”之外别立《诠赋》篇，萧统《文选》分类文体而赋先于诗、骚别于赋等，则表现了区别诗、赋文体的批评观念。二是出现了传为东晋葛洪所作《西京杂记》及南朝刘义庆《世说新语》这两部很有代表性的笔记著作，比较丰富地辑载了西汉至魏晋间赋家的作赋故事、论赋见解以及时人的品评议论。这两个源头，在后代赋话中合流或分流，对赋话体例内容、性质特色的形成产生了深远影响。尤其此期记叙赋论赋事的笔记，更成为了后世赋话形成发展的渊源。
《西京杂记》是一部杂载西汉逸事传闻的笔记小说，书中记有不少有关西汉人作赋、谈赋的资料。如该书卷二记载说：
司马相如为《上林》、《子虚赋》，意思萧散，不复与外事相关。控引天地，错综古今，忽然而睡，焕然而兴，几百日而后成。其友人盛览……尝问以作赋，相如曰：“合纂组以成文，列锦绣而为质，一经一纬，一宫一商，此赋之迹也。赋家之心，苞括宇宙，总览人物，斯乃得之于内，不可得而传。”
     这里，既有司马相如“忽然而睡、焕然而兴”的作赋故事，又有他所谓“赋迹”、“赋心”的论赋见解，但都属于随笔、“杂记”的赋话性质。后世论赋者，如晋成公绥《天地赋序》、唐李白《大鹏赋序》、明王世贞《艺苑卮言》、清孙梅《四六丛话》及刘熙载《赋概》等，对此多有征引或发挥。由此也可见《西京杂记》所载赋话的影响。
《世说新语》是记载人物言谈轶事的笔记小说，而此书中的“文学门”亦有较多关于赋家、赋论的叙载。如其《文学篇》所载数例曰：
左太冲作《三都赋》初成，时人互有讥訾，思意不惬。后示张公，张曰：“此《二京》可三。然君文未重于世，宜以经高名之士。”思乃询求于皇甫谧。谧见之嗟叹，遂为作叙。于是先相非贰者，莫不敛衽赞述焉。
      庾子嵩作《意赋》成。从子文康见，问曰：“若有意耶，非赋之所尽；若无意耶，复何所赋？”答曰：“正在有意无意之间。”
庾仲初作《扬州赋》成，以呈庾亮，亮以亲族之怀，大为其名价。云“可三《二京》、四《三都》。”于此人人竞写，都下纸为之贵。谢太傅云：“不得尔，此是屋下架屋耳，事事拟学，而不免俭狭。”
如上数则文字，或记赋坛轶事，或载作赋故实，或叙时人的评议，或是记事中兼有评论，在带有轻松、诙谐意味的语调中叙事谈赋。其内容、体例、风格均与后世诗话、赋话极为近似。后之学者如清人方世举《兰丛诗话序》认为《世说新语》“已开诗话之端”，如果我们说它“已开赋话之端”，当亦未尝不可。
      前承汉人赋论及魏晋六朝笔记小说的传统，唐代虽少有专门的论赋文著，但这一时期的笔记、诗论，仍载录有大量的赋话资料，内容大多集中在对汉魏六朝赋及唐时律赋的史事与评价方面。如中唐时日本僧人遍照金刚所辑《文镜秘府论》内，保存有皎然、王昌龄等对赋的解释和关于贾谊、木华、孙绰、鲍照等汉魏六朝人赋作的评论。孟棨《本事诗》，罗根泽先生以为“是诗话的前身，其来源则与笔记小说有关”[4]244，其中也有话及赋的内容。此外，还有李肇《唐国史补》、赵璘《因话录》、刘肃《大唐新语》等唐人笔记载有部分话赋资料。如：
李华《含元殿赋》初成，萧颖士见之曰：“《景福》之上、《灵光》之下。”（《唐国史补》）
张登长于小赋，气宏而密，间不容发。（《唐国史补》）
      李相国程、王僕射起、白少傅居易兄弟、张舍人仲素，为场中词赋之最。（《因话录》）
      唐人的这一类笔记著作，或记作赋史事，或评赋家作品，偏于探求本事，但也表明了一定的赋评见解，已颇接近于后来的赋话。
      此外，中晚唐以来直至五代宋初，还产生了大量谈论律赋作法、格诀的赋格著作。如唐时的《赋枢》、《赋诀》、《赋门》、《赋谱》、《赋要》、《赋格》等，这些赋格书今多亡佚不传，但诸家史志多在“文史类”著录，推其体例内容，其中如论作赋方法、格律等，与后来论作赋之法的赋话抑或有些许相通之处。
       综上所述，在赋话形成以前，我国古代赋学批评已经过了自汉至唐的长期发展演变过程。归纳起来，可以得到两条线索：一是从班固《两都赋序》、左思与皇甫谧《三都赋序》到刘勰《诠赋》、白居易《赋赋》等相对专门的历代赋学论著；二是从汉人著述、史籍中有关赋事的记叙，到六朝《西京杂记》、《世说新语》和唐人《本事诗》、《唐国史补》、《因话录》、《大唐新语》等笔记及诗论中有关赋家赋作轶事遗闻的记述。这两者，前者对后来赋话的影响主要是在对赋家赋作的批评鉴赏方面，后者对赋话的影响主要是在随笔记事的性质及体制方面。
      赋话，就渊源于这两个方面，是这两者相结合并不断发展演变的产物。
二、王铚创始“赋话”之名及此后赋话的演进
        北宋文学家欧阳修的《六一诗话》是现知最早以“诗话”名书的著述。欧阳修于宋神宗熙宁四年(1071)归居颍州汝阴而撰此书，故《六一诗话》卷首有小序自称云：“居士退居汝阴而集以资闲谈也。”
“赋话”之名，亦始于北宋。在欧阳修集《六一诗话》后五十一年的宋徽宗宣和四年(1122)，也同样是在颍州汝阴，自称“汝阴老民”的汝阴学人王铚，在其所撰古代第一部论骈文之书的《四六话》中，首次提出了“赋话”这一名称，而且还论及赋，并道出了与第一部诗话的作者欧阳修的关系。
       王铚，字性之，汝阴人，自称“汝阴老民”，是宋初《周易》博士王昭素之后，知名学者王莘（字乐道）之子，曾纡（字公衮）之婿。王铚记问赅洽，长于宋代故事，曾撰《七朝国史》。所著有诗集《雪溪集》（《直斋书录解题》及《四库全书总目》别集类著录）、《续清夜录》（《直斋书录解题》及《文献通考》著录）、《四六话》（《直斋书录解题·文史类》及《四库全书总目·诗文评类》著录）、《默记》（《四库全书总目·小说家类》著录）、《补侍儿小名录》（《四库全书总目·类书类》存目）等，并行于世。其子王明清亦有《挥麈录》等著述。
王铚《四六话》二卷，《四库全书简目提要》云：
       古无专论四六之书，有之自王铚始。所论多宋人表启之文，大抵举其工巧之联，而气格法律，皆置不道。故宋之四六日卑。然就一朝风气而言，则亦多推阐入微者，如诗家之有句图，不可费也。
诚如《四库全书简目提要》所言，王铚《四六话》是“专论四六之书”。但是，宋以来学人所谓“四六”就是包括赋的（如清孙梅《四六丛话》及彭元瑞《宋四六选》、《宋四六话》即是），王铚此书更不例外。且看《四六话》卷首所载宣和四年王氏自《序》云：
       先君子少居汝阴乡里，而游学四方，学文于欧阳文忠公，而授经于王荆公、王深父、常夷父。既仕，从滕元发、郑毅夫论作赋与四六，其学皆极先民之渊蕴，铚每侍教诲，常语以为文为诗赋之法，且言赋之兴远矣。
      唐天宝十二载始诏举人，策问外试诗、赋各一首，自此八韵律赋始盛。其后作者如陆宣公、裴晋公、吕温、李程犹未能极工。逮至晚唐薛逢、宋言及吴融出于场屋，然后曲尽其妙然。但山川草木、雪风花月，或以古之故实为景题赋，于人物情态为无余地，若夫礼乐刑政、典章文物之体，略未备也。
      国朝名辈，犹杂五代衰陋之气，似未能革。至二宋兄弟，始以雄才奥学，一变山川草木、人情物态，归于礼乐刑政、典章文物，发为朝廷气象。其规模闳达深远矣。继以滕、郑、吴处厚、刘辉，工致纤悉备具。发露天地之藏，造化殆无余巧，其隐括声律，至此可谓诗赋文集大成者。亦由仁宗之世太平闲暇，天下安静之久故。
      文章与时高下。盖自唐天宝远迄于天圣，盛于景祜、皇祐，溢于嘉祐、治平之间。师友渊源，讲贯磨砻，口传心授，至是始克大成就者，盖四百年于斯矣！岂易得哉，岂一人一日之力哉，岂徒此也！凡学道学文，渊源从来皆然也。世所谓笺题表启号为四六者，皆诗赋之苗裔也。故诗赋盛则刀笔盛，而其衰亦然。
      铚类次先子所谓诗赋法度与前辈话言，附家集之末。又以铚所闻于交游间四六话事实，私自记焉。其诗话、文话、赋话各别见云。
老成虽远，典型尚存，此学者所当凭心而致力也，且以昔闻于先子者为之序。欲自知为文之难，不敢苟且于学问而已，匪欲夸诸人也。
王铚此序，有三点颇值得注意：
      一是透露其父王莘曾“学文于欧阳文忠公”，出仕后又从滕甫、郑獬论作赋与四六之法。而欧阳、滕、郑三人，俱是律赋名家。如欧阳修早年即工偶俪之文，以辞赋擅名场屋，其省试之作《司空掌舆地之图赋》被列为榜元（王铚《默记》），殿试之作《藏珠于渊赋》及所作《鲁秉周礼所以本赋》等均为人称许。关于郑獬、滕甫的律赋创作，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郧溪集解题》云：“时獬与滕甫俱有场屋声”，“廷试《圜丘象天赋》……甫赋首曰‘大礼必简、圜丘自然’，自谓人莫能及；獬但倒一字，曰‘礼大必简、丘圜自然’，甫闻之大服，果居其次云”。王铚远承欧公为文之学，近受父辈为诗赋作法之教，所以会有评诗话赋之才。
       二是此序所论内容实则以话赋为主。王氏概论了自唐玄宗天宝至宋仁宗天圣及治平间三百余年唐宋律赋发展演变的历程。序文首段，点出其父“先君子”从欧阳修、滕甫、郑獬等人学文论赋之事，而结以王铚自己侍教听讲“为文为诗赋之法”；次段叙唐天宝年间朝廷制举、始诏策问之外加试诗赋，自此八韵律赋开始兴盛；再次论北宋当时律赋内容题材的转变，以宋庠、宋祁“二宋兄弟”开始，一变“山川草木、人情物态”题材而“归于礼乐政刑、典章文物，发为朝廷气象”；同时，还评价了滕、郑及吴处厚、刘辉诸家律赋的“工致纤悉备具”。可谓条分缕析，细致周密。
三是不仅王氏父子常谈文论赋，而且王铚编次“诗话”、“文话”之时，还可能曾编次过“赋话”之书。
诚如上述，则可知赋话与诗话一样，不仅均肇始于北宋之世，且与汝阴居士欧阳修都有不同程度的关系。王铚“赋话”今虽未见，但据其《四六话序》可知，王莘、王铚父子不仅常语以为文、为诗、为赋之法，而且也是“诗、赋”并举，在话诗、话文之时也同样以相当篇幅在话赋；王铚自叙曾编次其“先子所谓诗赋法度与前辈话言，附家集之末”，而将所闻交游间四六话事实私自记载，从而使“诗话、文话、赋话各别见”。由此可推知王铚是曾编辑有“赋话”书的。
       所以，如果说我国古代最早的一部“诗话”著述是欧阳修的《六一诗话》，那么，第一个编写“赋话”书的作者，就很有可能是第一个提出“赋话”之名又父辈与第一部诗话作者欧阳修有学术传承关系的“汝阴老民”王铚。这一点，无论是从北宋中叶文化、学术的时代背景，从当时文人喜作诗话、文话和善于写赋、论赋的风气好尚，从王氏父子的家学渊源及其与欧阳修、滕甫、郑獬等人谈诗论赋的传授、交往来说，还是从王铚《四六话序》的具体叙述来看，都是有道理的。可惜的是，王铚“赋话”并未见留存乃至记载，其间缘由当有待进一步的探究或新资料的发现。
然而，王铚“赋话”以后，历宋、元、明三代并无单独以“赋话”名书的著述出现，赋话尚包容在笔记及诗话或文话著作内。
      宋代学者，一方面仍承唐人之习撰著赋格之书，如《赋诀》、《赋评》、《赋门鱼钥》、《赋文精义》及邱昶《宾朋宴话》、郑起潜《声律关键》之类；一方面则继续在笔记、诗话、四六话及赋集序论中话赋，仅清人《四六丛话》、《宋四六话》等，就辑录有欧阳修《归田录》、文莹《湘山野录》、孙奕《示儿编》、洪迈《容斋随笔》、王应麟《困学纪闻》、陈师道《后山诗话》、叶梦得《石林诗话》、王铚《四六话》等几十种笔记、诗文话中有关作赋及论赋的史料百余则，可见两宋诗话、笔记中的赋话资料相当丰富。其中如李廌《师友谈记》所载秦观论律赋文字，颇为详悉，可以说是北宋赋话的代表。
元、明两代，除有《古赋辨体》、《文章辨体》、《文体明辨》等一些以“辨体”名目的文章总集在所撰“序论”中论辨赋的体制源流外，大量的“赋话”仍然包容在诗话著作之中。如杨慎、谢榛、王世贞、胡应麟等诸家诗话，对于骚与赋的区别、楚汉以至元明赋家的风格特点，以及汉代赋篇的存佚真伪等都有所论述或考证，在内容上已较偏重于评析和具有理论色彩，在形式上已注意将文字相对集中（如《艺苑卮言》、《诗薮》），这相对于此前那种偏于记事而又零星片断的话赋文字，显然有较大的变化和发展。　　、
        经过长期缓慢的演进和发展，至明末、清初之时，实际上已经预示在王铚所谓“赋话别见”之后一个赋话独立、兴盛时代的到来。
三、浦铣首创“赋话”之书及乾嘉以来赋话的兴盛
      进入清代以后，虽然受长期以来形成的“赋为古诗之流”、“赋自诗出”、“赋为诗余”的传统文学观念的影响，人们在诗话中话赋的行为依然存在，但是要区别赋与诗的意识也逐渐浓厚起来。康熙朝组织编纂大型诗歌总集《全唐诗》，同时也编纂了第一部大型赋总集《历代赋汇》。在《御制历代赋汇序》中，既略叙了楚汉至宋元以来赋的源流变化，也强调了“赋遂继诗之后，卓然自见于世”，赋“与诗并行”。康、乾时程廷祚的《骚赋论》，还对班固“赋者古诗之流”的说法提出疑问并极言诗、骚、赋之别。不少清代学人，都充分认识到自古有诗话、词话、四六话而无赋话的缺憾，增添了编写赋话的责任感和自觉意识，因而在撰写诗话之时又别著赋话之书，有意要让赋话从诗话中独立出来，使之具有与诗话并行的地位。
       首先是清初的重要诗话、文话著述，以前所未有的篇幅比重和别立专卷的方式集中话赋。例如，吴景旭《历代诗话》全书十集，就有丙集的九卷是《赋话》，其篇幅之多、内容之富已俨然有如一部赋话著作；孙梅《四六丛话》，其中有三卷是《赋话》，以“叙赋”、赋史资料、赋家小传三者结合的体例，集中汇辑赋话内容；彭元瑞《宋四六话》，以一卷的篇幅辑录了宋人作赋史料四十余则。这三家诗话和四六话的作者，以分卷集中的形式述赋，显示了既将赋话包括在诗话、四六话之内又欲相对独立开来的新赋话意识。
      接下来便是乾、嘉以后大量独立的赋话专书的相继问世。
      “据现知史料，浦铣是清代第一个以‘赋话’名书的人”[3]131。浦铣生活于乾、嘉时期，因见历代诗话之作甚众而赋话未有集其成者，于是“积数十寒暑”而著有《历代赋话》和《复小斋赋话》两种赋话专书。据《历代赋话》“自序”及“凡例”，可知“此书在乾隆二十九年(1764)已写完初稿，后来几易其稿，至乾隆四十一年(1776)全部完成，比李调元写成于乾隆四十三年(1778)的《赋话》要早”[2]。《复小斋赋话》的写作，是在乾隆三十八年(1773)作者为天子省耕献赋之后开始的，但至乾隆四十一年也已完成。浦铣这两种《赋话》的编撰，都早于李调元的《赋话》，所以袁枚《历代赋话序》也说浦铣“创赋话一书”。
      历代赋话》分正、续两集。《正集》十四卷，辑录正史所载历代辞赋作者本传中有关史料，按时代先后顺序编排、断代分卷，可以说是历代赋家生平史料的汇集；《续集》也是十四卷，主要辑录各类书籍所载赋论资料；浦氏还于书末专设“诸家绪论”两卷，除录入左思《三都赋序》、陆机《遂志赋序》、刘勰《诠赋》、王铚《四六话序》、祝尧《古赋辨体》、陈山毓《赋略序》诸序论外，还将《文心雕龙》一书中散见于《诠赋》之外其他各篇中的论赋文字分条录入。全书资料丰富，编排系统，又“述而兼作”，有所考订论析，在当时已得到袁枚等著名学者的高度评价，对于今天赋史、赋论的整理与研究也极有价值。
与《历代赋话》不同，《复小斋赋话》二卷是浦铣的赋论专著。作者以笔记语录的形式，或品评赋家风格成就、赏析律赋名篇佳句，或论述体制作法、略载逸事传闻，还提出了诸如作赋“须自占地步”、“要脱应酬气”、“学古”而不“泥古”等许多有意义的观点，表明自己的赋论思想和批评见解。《复小斋赋话》“博综诸体而归于论律”，所论范围较广而又突出重点，内容以品评论说为主，理论性和批评色彩较强。
       浦铣既是第一个编撰“赋话”专书的人，又以一人而有两种《赋话》传世，这在古代赋学史上是少见的，且就其《赋话》的文献、学术价值而言，也应在李调元《赋话》之上。
李调元《赋话》，写成于乾隆四十三年(1778)。全书分为《新话》和《旧话》两部分：《新话》六卷，主要内容是采撷历代赋中“佳语”以品评赋的体制、技巧；《旧话》四卷，大抵是辑录古人作赋故事和赋家生平史料。这不是一部系统的赋论著作，而且还较多地吸取了他人如汤稼堂（汤聘号稼堂）《律赋衡裁》的成果，但该书本为指导诸生作赋而写，对于研治古代赋学、赋史者当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浦、李以后，王芑孙《读赋卮言》、孙奎《春晖园赋苑卮言》、朱一飞《赋谱》、汪廷珍《作赋例言》、林联桂《见星庐赋话》、余丙照《赋学指南》、魏谦升《赋品》、江含春《楞园赋说》、潘遵祁《论赋集钞》、刘熙载《赋概》以及沈祖荣《赋考》等，相继出现，一时兴盛，成为当时文学批评理论园地的一道风景。
总括清人赋话的内容，既有作赋史料、文坛趣闻和赋作者生平事迹的载录，又有真伪疑误的考辨或源流探索，还有赋话作者的论析品评。简而言之，则主要是记事、考辨、评论三项。但在每一部具体的赋话中或兼而有之，或有所侧重，情况并不完全相同：
     （一）赋话的记事与辑录史料。有关于前代赋家生平和作赋事迹的，有关于献赋、考赋的，有话赋谈赋的只言片语，也有较为完整的序跋赋论。赋话作者将这些分散、零碎的史料集中汇集，按时代顺序或分类编排，如《历代赋话》、《赋话·旧话》、《春晖园赋苑卮言》（上卷），还有沈祖燕等所辑《赋学》等，均颇具资料价值；有的则直接记录了赋话作者及当时赋家的行事，如《见星庐赋话》卷八载道光二年林联桂游齐鲁时写赋、读赋的情景，卷九记嘉庆间林联桂在京邸与诸文士结诗社、作《黄金台赋》的情形，为读者了解清人作赋情状、赋篇面貌以及赋话作者生平行事提供了信息。
记事类赋话中还有一些关于赋坛轶事、异闻、掌故的记载，如《历代赋话》续集所载滕达道之赋《盗犬》、庐州士子之作赋嘲吴教授、苏东坡在雪堂读《阿房宫赋》而有二老兵私下参与议论，《春晖园赋苑卮言》载蜀中试赋“主司多私意与士人相约为暗号”之类，不仅为赋话增添了一层轻松幽默的意味，而且有助于我们了解古人作赋的社会背景、科场试赋的情形，以及对赋家生活、性格、思想情趣的探究。
    （二）赋话的考证与辨析。清以前的话赋著述，已有不少考辨的内容，如明胡应麟的《诗薮》，就对宋玉、唐勒、景差及两汉赋家作品篇目的存佚真伪进行了较为详密的考证辨析。清代赋话中，最有考辨特色的当数清初吴景旭《历代诗话》中的“赋话”九卷，150余条文字，主要是对楚汉至明历代赋家作品中某些名物、典故、词语、难字进行考订、辨析和诠释，作者既广征博引，又善于分析比较、融会贯通，解难释疑时有独到之处。故此书学术价值较高，对阅读和选注古代赋篇者尤其有用。
      其他赋话，如《历代赋话》常在所录史料之后加以“铣按”之语，或考释疑误，或补充材料，很受时人推重；《复小斋赋话》据宋李纲《梅花赋序》、史绳祖《学斋占毕》等文献，考证《历代赋汇》所载唐人《梅花赋》为后人伪作，亦有意义；李调元《赋话》对某些史料讹误、赋篇真伪，也有所考订；沈祖荣等所辑《赋考》汇集历来治“文选学”者在考订“选赋”方面的丰富资料，于研究或注解《文选》所载赋篇者颇可参考取资。
     （三）赋话的品评与论述。有阐述体制、渊源与流变的：如程廷祚《骚赋论》论“诗”为赋之原、宋玉为赋之始，王芑孙《读赋卮言》以荀况、屈原为赋之祖并提出“赋亦莫盛于唐”；有论赋的构成和赋作风格的：如魏谦升《赋品》论赋的“结构、气体、浏亮、宏富、丽则、短峭、纤密、飞动、古奥”，刘熙载《赋概》论赋的“归趣”不外“屈子之缠绵、枚叔长卿之巨丽、渊明之高逸”三种；有专谈作赋方法、技巧的：如汪廷珍《作赋例言》、余丙照《赋学指南》；有主要论律赋的：如《复小斋赋话》、《赋谱》、《见星庐赋话》、《楞园赋说》中的《律赋说》、《论赋集钞》所辑汤聘《律赋衡裁余论》、吴锡麒《论律赋》等；有概言某一时代赋风或评说某一流派、某一赋家的：如《赋话》载言“唐人雅善言情”、“元人变律为古”、庾信赋“无不工丽”。
赋话的品评、论述，对阅读、欣赏赋篇，评价赋的成就得失，都具有启示、借鉴意义。在清人赋话中，比较偏重于品评论述、具有较强理论批评色彩的著作，当推《骚赋论》、《复小斋赋话》、《赋品》、《论赋集钞》等数种；而至清末同治间刘熙载的《赋概》，以论评为主，几乎全无记事或考证内容，作者以“举此以概乎彼、举少以概乎多”的“概”论之法，从赋的渊源流变、文体特点、表现方法、艺术特征，到赋家的审美趣味、才学志尚、作品风格等诸多方面，都进行了论述，阐发了许多不囿于传统的观点，表明了对赋文学创作规律的深入认识。由此可见，赋话至此，已从偏于辑录史事、谈论作法和零星片断的叙述、品评，发展到了较为系统、具有理论和批评色彩的专门著述了，它体现了赋话演变发展的必然趋势。
      赋话滥觞于汉魏六朝，唐宋以后则包容在诗话、四六话和笔记之中，一直到清代才最终走完了与诗话分离而独立发展的历程，成为文学批评的样式之一。这一事实表明：赋话的形成，受到诗话的制约和影响，也经历了一个比诗话、词话要远为缓慢、漫长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笔记文体的影响，王铚、浦铣等人的贡献，尤其值得进一步的重视和研究。